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书籍的陪伴。
在我出生成长的南方高原小城，一座嘎吱作响的木楼图书馆伴随我度过了少年时光。
小城不大，两山夹峙，环湖而兴，巴金先生给湖取名“金湖”。宝华山下有座宝华寺，寺里早没有了诵经上香的和尚和香客，很安静。中午一过，山影就慢慢压了过来，光线昏暗，甚至有些瘆人。一汪黑绿静默的池水，鲜有微澜，漂着几簇睡莲和绿油油的水葫芦，池中有座石桥连通的亭子。池边一座木质两层小楼便是图书馆，石阶缝里长着青苔，挡山墙爬满藤萝。
图书馆只给成年读者办理借书证，每隔一两周，我便央父母陪我到这里借书。书目检索卡片放在和我个头一般高的木柜子里，得踮起脚一张张翻捡。有一段时间，迷上了历史小说，印象中看的《星星草》《少年天子》，就是从这里借阅的。看过的外国作品中似乎有部《神圣家族》。
现在还记得当时负责借书的是个年轻小伙子，成天吊着个脸，对读者小心翼翼的询问常常翻以白眼，一副不耐烦的模样。当时觉得奇怪，在图书馆工作是件多幸福的事，有那么多的书可以看，这人怎么这幅表情。现在想起，这个管理员至少也有七十岁了，应该早已退休在家含饴弄孙了吧。
印象中隐约记得，我参加高考那一年的作文题目是“习惯”。看到题目，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字就是“书”，于是挥挥洒洒写了一篇关于看书习惯的作文。估分时，老师说这次作文应该写成议论文，谈谈习惯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这样评分会高一些。当时，有些懊悔，觉得自己净扯了些看书的感受，跑题了。现在想想，一个孩子情之所至去讲一些自己内心最喜欢的事，不就是“文由心生”吗？对文字的喜爱萌发在那个懵懂的时候。
待到填报大学志愿，看到“图书情报学”专业，心动不已。尽管对“图书”与“情报”有什么关系根本弄不清楚，但很想填报这个专业。父母知道后坚决反对，在家长看来，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专业。
现在，我们知道了，图书管理员是个多么有前途的职业。
很多年前，一位操着浓重湖南口音的年轻人来到北大，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
他曾这样回忆那段时光：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这个年轻人后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
记载了这个故事的《西行漫记》，是我在这个图书馆借阅的，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令我大为惊奇的是，一个域外记者竟把尚在艰难环境下的一群共产党人描绘得栩栩如生，许多故事生动有趣，比如，独臂将军蔡树藩请斯诺给他带一条假臂，掉了两颗门牙的徐海东希望能带来一副假牙，陆定一念念不忘照片发表后的稿费能不能换回一架飞机，博古则为被斯诺做蛋糕失败糟蹋掉的二两可可粉心疼不已，斯诺携带的扑克牌给众多高级将领和他们的夫人带来短暂的欢乐时光……
在斯诺的笔下，上至最高领导人，下至普通士兵，每个人都洋溢着乐观、赤诚、健朗的精神，他让世界看到了在中国最为贫瘠的西北角上，有一群人在为信仰而战。
这本书给我的一个收获就是，对记者这个职业产生了兴趣，它会让你接触更为广阔的天地。斯诺写作的风格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要去讲太多的道理，而是去把那些你所看到的、听到的故事讲出来。
大学报到第一天，我和刚刚见面认识的同学就来到学校图书馆，因为，我们系的办公室就设在图书馆里。这是一幢造型典雅，立面呈碑式，略带苏式风格的花岗岩建筑，颇有些年代感，地面铺着大理石地砖，窗子高大，光线明亮，很符合我心目中对大学殿堂的想象。辅导员领着我们逐层参观，看到借阅室居然是敞开式的，一排排书架任人抽取翻阅，当时就有些傻了，居然还有这样的图书馆！有个情节现在还记得很清楚，辅导员把我们领进报刊资料室，层层摞摞堆满泛黄的老报纸，我拨拉一堆瞅了眼，竟然是三十年代的《大公报》。
快离开时，辅导员有些自豪地说：“咱们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在西北也是排得上的。你们的大部分时间都会在这里读过。”
人的一生中，除了学生时代，很难再有静心读书的时间。虽然鲁迅先生说过，时间就像海绵，挤一挤总是有的。但一般人的时间更像块橡皮，用力一挤瘪下去，手一松又弹了回来，只好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其实，不是没有时间，而是心变得浮躁，变得焦虑。生活、工作的压力，早已一地鸡毛，一头乱麻，哪还有心境去读书。
这没说别人，说的就是我自己。自从工作后，看的书越来越少，即便出差偶尔买回来的书，也大多随手就放进了书架。智能手机普及后，看微信，翻朋友圈，刷视频，碎片化阅读代替了书本阅读。这种现状，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陷入了莫名的恐慌。
是时候该做些改变了。
三年前，我和几个同事开始了阅读的尝试，成立了一家名叫“书香天山”的阅读推广机构。阅读作为一项个人体验，究竟该怎么做，大家都没有底，一切都从摸索开始。三年中，我们成立了阅读顾问团，邀请了一批热爱读书的同道之人作为顾问，他们中，有作家、诗人、学者、教师、书画家、朗诵爱好者，只要有活动，他们都会抽出时间参与其中。三年来，我们举办了不少活动，“天山领读者计划”的活动，有幸邀请到了文坛大家周涛先生、知名考古学者巫新华先生等不同领域的优秀人士举办讲座，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我们约请读者一起探访菜籽沟“木垒书院”，与刘亮程先生坐而论道；一起天池诵读，跟着唐诗去旅行……
网上很火的杜骏飞教授告诫他的学生：“任何时候读书都是有用的，因为读书不是起点，而是归宿。只有在读真正的好书时，才会感到，有高扬的神性在召唤你。”
如果说杜骏飞教授的话仰之弥高，知乎上的一个问答就很接地气了。提问：“我读过很多书，但后来大部分都忘了，那读书的意义是什么？”最佳回答是：“当我还是孩子时，我吃过很多食物，现在已经记不起吃过什么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的确，读书对人的改变也是如此。
今年正值建党百年，我们和自治区图书馆策划了“新疆红色故事会”的讲座活动。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本叫做《原始记录：红军长征记》的书，是上海交大刘统教授前年编篡出版的，汇集了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所写的回忆文章，原汁原味记录了长征途中的经历和见闻，具有很强的史料性、故事性。刘统教授在对笔名逐一考证后，发现作者既有陈云、邓发、董必武、刘亚楼、肖华、张爱萍等重要领导和将领，也有被俘参加红军的国军军官。
有意思的是，撰写这些文章的初衷，居然源于斯诺。当时，红军刚结束长征，斯诺来到陕北采访，毛泽东希望斯诺能把红军的真实情况写出来告诉世界。于是，让杨尚昆起草了一封征稿信，号召大家把长征的经历写出来，作为素材提供给斯诺。红军将士积极响应，一共收到200多篇稿件。毛泽东从中挑选了100篇复写后给了斯诺，于是有了流传至今的《西行漫记》。后来，抗战爆发，为了顾全统一战线大局，这批稿件没有刊印，直到1942年，八路军政治部从这些文章中挑了50来篇少量刊印发行，取名《红军长征记》。
因为刊印量少，这本书已难觅踪影，直到60多年后，才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发现有一本朱德亲笔签名送给作家史沫特莱的《红军长征记》。刘统教授在这个基础上，搜集了大量资料，还原了这些原始记录，由三联书店出版了现在最新最全的《原始记录：红军长征记》。
眼前的这本书，把思绪一下拽回到了过去，仿佛看到了遥远小城图书馆的斑驳树影，大学图书馆门洞上镌刻的“积石堂”大字，那些年少青春的时光已一去不复返，那些所看过的书已被慢慢遗忘，但它们在悄然间长成了骨头和肉，让我得以看见这个世界的辽阔与苍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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